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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评论对于当下的智能化社会仍然很贴切。肖恩·赛耶斯在《马克思和异化》中认为,作为马克思最为熟知的概念之一,“异化是少数在日常生活中仍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被误解和误用最深的术语”。异化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生活的无意义感,这种概念的泛化削弱了异化理论的批判锋芒。然而,异化是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不可分离的,需要回到马克思原著厘清其本来内涵。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主线之一,其产生、发展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基础。现代技术的内在特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外在条件,致使科技的人文反思与批判成为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纵观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人文反思,呈现出从异化劳动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到技术实践劳动的演进之路。

Das Kapital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超越异化首先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基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手稿》的公开出版,其内含的异化劳动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这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逻辑的诞生与发展。

作者简介:王南湜,男,陕西凤翔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天津
300350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大量论述涉及宗教、金钱、劳动和交往异化等主题,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普遍异化命运,并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857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危机,经济危机及工人运动的复兴直接激发了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的创作热情。马克思论述异化和危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超越,他认为“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自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这本身来自于革命斗争而非一个能够自动实现的过程。对异化或物化的批判在《资本论》部分章节中再次得到集中呈现,旨在提出全面发展的个人将他们的社会关系置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主张。

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有显著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展开与完成呈现出这样一种事实:技术革新致使整体技术分解为各式各样的工具机,产品的生产也分解为多个工序,这直接导致人的工作结构方式发生了变革——劳动者变成生产线上的“机器”,现代技术成为束缚劳动者的新枷锁。对于机器束缚的实质,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理论中作了详细的阐释,他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揭示了机器生产促进资本增殖的机制和控制工人劳动的实质。

王南湜:《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76期

近些年,国内外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除了赛耶斯等人的著作,霍耐特也推出《物化:对旧观念的新看法》,试图将物化解释为“承认的遗忘”,通过区分对象化与物化来阐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意义。国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从对物化和对象化的区分,到探究马克思不同时期异化理论的演变,深入探索马克思术语变换所体现出的微妙之处。大体上,上述研究的共同宗旨可以归结为突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性。可以说,尽管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与异化相关的术语得到越来越复杂和系统的呈现,但总体上指的是人类的造物脱离其自身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马克思将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而超越异化首先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借用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来阐述自己的物化概念,开启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卢卡奇给物化现象作了如下界定:“人自身的活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基于这样一种物化现象,卢卡奇将自身理论逻辑起点置于批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这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卢卡奇批判的主题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他“把物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结合起来,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如此一来,不管是异化还是物化,追究问题的根源都复归到现代社会的启蒙理性精神,复归到技术理性精神。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技术理性批判。

内容提要: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出现了一批以《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同时,又往往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智能化时代面临着劳动对象的丧失

20世纪30年代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出发,结合物化理论、异化理论,提出技术工具理性批判,开启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征程。及至《启蒙辩证法》,他们回到现代社会的肇始处,对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代价。他们借用“奥德修斯神话”,追溯“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试图通过历史解释的进路来解构工具理性。

关 键 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球化/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解释和批判。某种意义上,作为社会批判工具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早期工业社会是异化的最初呈现,可被称为第一个阶段。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用“异化的异化”来描述丰裕社会的异化,他们倾向于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作为日常生活中“常态病理”的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形塑下,个人成为一种同质化和空心化的丧失个性的消费动物,由此可称之为第二个阶段。智能化时代的异化则可以被认为是异化的第三个阶段。贝克和吉登斯所论述的风险社会理论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异化批判的先声,他们认为在生态危机、基因工程等领域,人们面临着资本主义“胜利”带来的难以控制的结构性后果和全球性风险。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这种科技异化的冲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马尔库塞在《手稿》出版后不久,发表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部著作以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当代人类的文化困境为主旨。在马尔库塞看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不断重塑社会生活,技术理性成为新的统治力量,技术的政治统治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社会政治统治的技术,造成生活在技术社会中的人转变为单向度的人。基于此,马尔库塞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他以此揭示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发展的两面性。由此,他倡导,在现代社会劳动者要摆脱既成的奴役,必须要批判技术合理性带来的统治合理性,批判现代技术所代表的理性精神。

标题注释: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

某种意义上,科技异化及其扬弃就是近几年畅销全球的《未来简史》的逻辑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未来简史》一书重要的思想来源。赫拉利描绘了大数据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种种令人担忧的未来情景。它从两个维度展示了当下科技异化的表征。一方面是劳动的角度,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也就是将工作和事业作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实现的根本条件。但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工作的替代性问题迫在眉睫,人类正越来越面临着劳动对象的丧失。如果未来绝大部分人没有工作可以从事,通过3D虚拟世界来获得情感满足也许会盛行。2018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头号玩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在2045年的世界中虚拟世界的繁华热闹与现实世界的破败寂寥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成就感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万物互联系统越来越成为一种疏离乃至支配性的神秘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性作品《启蒙辩证法》着重强调了启蒙是如何走向反面的。“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量化和齐一性成为启蒙的准则。资本主义给予社会各方面以合理化形式,但社会整体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总体的非理性。赫拉利指出,生物学全面接纳数学工具,合理化正在由量化客体到量化自我转变,人的情绪、感觉,乃至各种自由决定都被认为能够还原为各种电化学反应,从而作为数据被纳入系统。万物互联网的建设开始是出于信息的畅通和人类的便利,一旦这种万物互联系统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系统,信息自由和将一切都强制性地连接到系统将成为最高意识形态,这一系统将转变为世界的主宰,而人类则沦为被强迫提供信息的芯片或程序。

与早期法兰克福学者不同,及至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学者芬伯格在其著作《技术批判理论》中,结合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回到马克思的实践逻辑,提出“技术设计批判”。他通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也就是说,芬伯格将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置于“技术研究的经验转向”,进而事先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达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人们的自然反应是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不例外。于是,一大批各式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这些新理论基于对现实世界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变化,予世人以警醒,这比之于那种抱残守缺的迟钝僵化态度,无疑是值得嘉许和尊敬的。但在嘉许和尊敬之余,我们又不能不感到,这些新理论在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参照系进行理论创新之时,往往是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的,而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很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出新的可能性。

西方理论界忧虑科技异化问题

质言之,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芬伯格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承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推崇反思启蒙,批判工具理性。然而,批判之后的进路,即如何重构现代性,早期的法兰克福学者没能给予回答,随后的芬伯格虽提出技术批判理应回到技术设计语境,但仍旧没能有效解决问题。技术理性的解构和劳动的解放是统一的,需回到技术实践语境。

一、被误读的《资本论》批判主旨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资本是塑造当今社会科技异化的关键力量。赫拉利强调“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解放”,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及其弊病的长篇论述,还是揭示资本在当今的科技异化中的角色,他都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工具或与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或许这种相通有一定的必然性,另一本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也是如此。皮凯蒂与赫拉利都试图以一种宏大视角呈现人类社会在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路径,而马克思也许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及未来走向最伟大的宏大叙事者,当代社会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范围之内,新的宏大叙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考相重合。

马克思把现代技术异化的扬弃置于劳动理论,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为基点诠释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过程”,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是劳动资料,从“身体器官”到“自然物本身成为自然的肢体”的劳动资料,人成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使用”比“机器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机器的意义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人们用机器所做的事情”。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看到了机器使用与资本增殖的内在一致性,他将机器视为“固定资本”。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便不断遭到不同方面的误读。一种是体现于那些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流派及其后继者,基于其理论立场而对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的误读,如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在对马克思有关理论的批判中的误读。这类误读主要发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因而其主要特点是仍从经济学层面提出问题。另一类误读的特征则与之相反,主要不是从经济学层面,而是从哲学层面提出问题,将《资本论》主要理解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存在历史的批判,其根本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剥削之奥秘,以唤醒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实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理性社会。其中虽然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如克罗齐、约瑟夫、斯科特、林赛等[1],但更主要且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于《资本论》批判主旨的误读。这一误读的主要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回归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论分析和批判,或者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去理解和阐释《资本论》。对这一误读模式之影响作一简单巡查,就不难发现,其影响所及,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支配了对于《资本论》的理解。尽管这种阐释方式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的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阐释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未能抓住《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最为深刻、最为有力的批判,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哲学理念层面,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只是试图基于道义层面的某种价值原则,如平等原则或其他原则,去从事批判,从而遮蔽了以《资本论》的方式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可能性。因此,这里将主要针对这一误读模式展开讨论。

总体上看,上述两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能化时代带给人们的忧虑,并且也积极地在理论上寻求解答。但从更深层面看来,这种诉求大体上仍停留于解释世界的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剥削、科技异化等问题提不出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尽管他们试图追随马克思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但仍停留在治理的层面对任性的资本施加某些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批评仍然具有时效性,他认为西方学者的回到马克思的潮流值得关注,“但要防止一种哲学—文献学式的回到马克思占上风,它无非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性化,对马克思的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政治指令保持沉默”。马克思异化理论并不只是提出道义批判,更是要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破这种异化局面,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

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发现从人类诞生之初至今,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是技术的演进,因此,实践劳动亦可称之为技术实践劳动。基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可将技术实践劳动厘定为三重语境:其一,技术实践劳动有别于动物式活动,它将猿转变为人;其二,技术实践劳动把人从自然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部分人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单向度的人;其三,技术实践劳动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变革交往方式、提升思想境界,把人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技术理性批判最终要复归到技术实践劳动中来,这种复归使人真正地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存在者。

如所周知,这样一种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现。在这部影响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中,卢卡奇在未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借助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并结合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而将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物化过程,并将这一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意识理解为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从而得出了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内容却颇为相似的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正是由于深陷于这种物化意识,无产阶级才无法自觉到其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难于实现。因此,解决之道在于揭示出商品生产之作为物化过程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化意识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弥漫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但其最高表现则在哲学之中,而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其二元论的克服的努力,也正是尝试对于物化意识的突破。但这些努力由于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终究功亏一篑:“因此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一点在古典哲学本身中只是以这些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们当然意味着是对那些二律背反的最深刻、最伟大的思想表述。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古典哲学给以后的发展所能留下的遗产只是这些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2]基于其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的,但其努力并没有白费,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就是:“古典哲学道路的那种转变至少在方法论上开始超越这些局限性。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并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之克服物化意识而达至对于自身历史地位之认识的无产阶级意识。而这一点,被认为正是《资本论》之批判主旨。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彭玉峰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实际上是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对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3](P637、646-647)。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说:“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3]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3]。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3]。基于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3]

作者简介

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也是通过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完全一致而将《资本论》作了哲学的解读。在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但“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www.5197,4]。而“马克思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明确地不仅是予以批判,而且在经济学上肯定地与之相联系……是采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4]。但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并非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观察,而是“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会明了下述特殊意义,即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对于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对它压迫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工人作为纯粹的商品这种实际状况与在意识形态中同样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善良意图与纸上声明(按其观点工人不应当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看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的表述将导致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它在实际上对维持这种矛盾状况的利益,反对它在理论上对保持那种拜物教现象的利益……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

姓名:刘宝杰 工作单位:

卢卡奇、柯尔施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具有典范意义。受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大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者虽然转而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解读马克思,但由于主要地仍是从一种劳动本体论的行动者视角去阐释《大纲》的,而不是从科学逻辑的旁观者视角去理解的,因而从总体上看,其仍是卢卡奇等解读方式的延续或发展。这是因为,与《资本论》相比,在《大纲》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仰海峰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5]

这一解读方式虽然不像林赛等那样将《资本论》直接理解为一种“自然权利理论”甚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1],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发展的存在论,但这种解读方式归根到底却也不能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这是因为,这种解读一般而言预设了一种历史目的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上是或应当是和谐圆满的,而其发展道路却必须通过原始圆满的破裂走向分化对抗这种异化形式,但历史最终必将走向扬弃异化之圆满结局的理想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之必经阶段,但另一方面其异化现象又是道德上的缺陷,因而《资本论》作为一种存在论,就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存在本质的客观揭示,但这种揭示既然包含着对于其道德缺陷的揭示,那么,它同时在本质上就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且是更为深层的道德批判。而作为历史解释学和道德批判,其主要功能则是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即使得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责任。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资本论》能不能首先被归结为一种哲学著作,归结为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道德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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