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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议“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如何建立——治理有序才是最美乡村

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丽珍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刊文指出: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桥梁,在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基层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古代乡贤文化是一个多向度的文化现象,我们既要认识到其正面价值,也不能忽视其负面问题,只有坚持多元参与,将“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融合起来,古代乡贤文化才能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资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面对当前“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浙江各地广泛兴起的各类乡贤参事会、乡贤会、乡贤联谊会等社会组织,可以说是底层需求的自发回应。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新乡贤组织的勃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有益经验。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农村社会结构分化,乡村精英人才外流,传统宗法观念影响……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如何应对诸多挑战,治理出美丽乡村,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话题。

文化基因奠定新乡贤组织参与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未来的乡村治理指明了新方向。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如何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在农村生根生长?乡村治理中“乡贤”的作用如何激发?一起来听听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传统文化基因激发了新乡贤组织的勃兴。新乡贤组织的发展,所对应的是中国自古发达的地域文化。它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告老还乡、叶落归根、回报桑梓观念一直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而浙江特有的政治文化基因则进一步奠定了新乡贤组织存续的基础:文化礼堂构筑了“公共领域”;道德文化形塑了现代公民气质;还乡情结力促权威回归。

有序参与,让村民自治更有活力

农村空心化催生新乡贤回归。始于20世纪
80年代的城市化运动,推动农村大量的青壮年或进城务工,或考试出走,或在外经商,或远走从政。农村精英大量外流导致留在农村的人口,在数量上与素质上都存在下降的趋势。在这些“空心化”的乡村,要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有效的治理,客观上都迫切需要:权威回归,为其发声;资金回归,多渠道融资发展;人才回归,形塑乡土人才。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演进,农民流动性增强,传统的乡村社会不断被解构和重构,村民自治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www.5197,系列品牌活动彰显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成效。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明确提出“新乡贤组织”概念并开展工作的已有16个县和2个市以及众多乡镇。例如,台州市委部署的“千名乡贤帮百村”活动、德清乡贤参事会的基层治理创新、江山县的乡贤助力美丽生态等都彰显出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成效。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世珍在调研后,为村民自治总结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配套法规不健全,村民自治意识和热情不强,乡镇管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未理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工不明,村民自治缺乏经费保障……

三对关系影响新乡贤组织参与

专家普遍认为,要打破上述治理困境,迫切需要培育农民组织,走一条多元主体组织化、制度化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道路。

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体制中,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村“两委”,体制与民意的双重授权决定了其在乡村的核心地位。而乡贤则是乡村中有声望、有威信、有势力、有地位的群体。随着村民选举的开展与民权的觉醒,新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关系已经成为乡村治理新秩序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如何既坚持村“两委会”的主体地位,又吸收新乡贤组织作为重要补充,并在二者中间达到一种平衡。

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有些村庄成了空心村,丧失了自治能力,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有专家认为,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探索的“村组自治”值得借鉴:把自治重心下移至村民小组,通过设立“村小组议事会”并赋予其决策权、监督权和议事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激发村民自治活力。

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新乡贤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是对传统“乡绅治村”的传承、拓展与创新,但它必然包含着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人格,代表着传统以伦理人格形成的社会行动空间。近代以来,社会持续的急剧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心性秩序以及由此塑造的社会结构。族权、绅权、政权等传统权威或转型、或式微,使得中国乡村社会实际处在一个权力弥散的状态。通过新乡贤组织整合各类要素、资源和群体,用一种现代化的语境“多元治理”来弥合乡村“空心化”趋势,其实任务艰巨。

“未来乡村治理必须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两个前提。留下来的专业农户适合分散居住,会形成由几户人家构成的小型居民点;而脱离了农业的原农村居民,会倾向于公共服务较好的较大居民点。这种人口布局下形成的农村社会,将自治体设置下沉到村民小组的做法值得借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精英式协商与大众式协商之间的关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悖论。精英的集体行动到底是增强了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还是弱化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精英行动普遍提升了协商过程的有效性,并且加速了基层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精英行动也弱化了多元主体的平等性。乡贤的精英本质,是否柔化基层政权的力量,甚至干扰基层村级组织的决策,如何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都需要我们用政治智慧去考量。

协商民主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热词,如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考验着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近年来,浙江温岭创造性地开展“民主恳谈”、推动“参与式预算”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创新。

提升新乡贤组织参与能力

不少委员和专家为这样的基层探索点赞。“基层协商民主通过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讨论、论证和协商,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为干部与群众交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有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说。他建议,应鼓励各地创造符合自身情况的治理形式,让实践经验从自发性创造提升为制度化安排,对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尽快推广。

建立健全新乡贤的组织架构,规范其运行机制。第一,要明确新乡贤组织的层级定位。其最佳层级高度应在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由于方言风俗等文化习惯更加接近,工作更容易深入,成员相对较少,凝聚力更强、工作也将更有成效。第二,要完善新乡贤组织的工作机制。县、乡两级党委应指导同级新乡贤组织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各类章程,做到因地制宜,体现特色。制度一旦开始运行,就要给予普遍的尊重和执行,依章程办事。第三,新乡贤组织的人员构成以“贤”字为先。严把乡贤质量关,不仅要看其才能与财富,更应该以德为先,逐步发展壮大。面对利益分化的农村社会,为了体现更多元的利益表达,要注意把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纳入到新乡贤的队伍中,使其有序、组织化地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立法,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

建立起以新乡贤组织为依托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第一,以党委统战部统摄新乡贤组织的基层协商工作。由于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在历史渊源与内涵功能上的高度关联性,建议由各层级的党委统战部把一些自发、散乱、低效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引向高效、规范、体系化的发展道路。第二,以新乡贤参事的形式补充基层协商的不足。通过在县乡村一级建立诸如乡贤参事会、乡贤议事会的组织,有效地补充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安排在乡镇及以下层级的断档,强化、实化基层协商的格局。第三,以职业或片组的形式加强新乡贤的代表性,促进新乡贤类型的多元化。根据新乡贤的能力与特长划分组别,如文化组、社会组、经济组等,进而在沟通民情、推进建设、监督村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和传统宗法观念是涉农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软法”。这固然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但也造成了“讲人情”“讲关系”状况的普遍存在。很多村民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小纠纷激化成大案件时有发生。一些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况。

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多管齐下的保育乡贤机制。注重发挥乡贤反哺作用,就要保育好本土的乡村精英,这要求我们在三方面努力,第一,要培育乡贤的文化土壤,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力促村庄价值生产力的回归。同时也要注意加强乡贤联络走访工作,建立乡贤信息库建设,并积极宣传塑造新乡贤形象,增强乡贤的荣誉感。第二,培育乡贤的经济土壤。在经济政策上,一方面要扶持、保育本土的农村经济精英,另一方面也要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外出乡贤回归乡里提供便利。第三,培育乡贤的政治土壤,为使外出乡贤回归乡里,要在制度上给予乡贤回归良好的保障。应给予回归乡贤以“村民待遇”,如获得相应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完善乡贤监督评价机制。

处理好软法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消除宗法观念的负面影响,让其合理因子重焕生机,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浙江省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以德清乡贤参事会为例”(2016QN032)阶段性成果)

在张世珍看来,要正确定位“情、理、法”,深入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村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朱保成认为当前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抓手是加快涉农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其次,要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

作者简介

2017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姓名:姜亦炜 工作单位: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村霸”背后很多都有宗族恶势力,要消除宗法社会的负面影响,让宗族恶势力难成气候。“大学生村官与当地没有宗族纠缠,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较高,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

课题:www.5197 1

重视乡贤,重振崇德之风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浙江省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以德清乡贤参事会为例”(2016QN032)阶段性成果

兼具德行、才能和声望,深受村民信任和尊重的贤能人士被称为“乡贤”。在当下乡村治理体系中,如何让崇德之风重新振作?“乡贤”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如何激发?

在人才精英大量涌入城市的今天,为了破解农村人才流失的困局,许多村镇通过组建乡贤参事会、联谊会,利用“村支两委+乡贤会”的形式,充分发挥乡贤带动作用,盘活凝聚乡贤资源,从而实现“反哺”家乡。

委员和专家普遍认为,乡贤以自身的道德感召力量教化村民、造福桑梓,让传统文化价值无远弗届、凝聚人心,对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乡贤有助于塑造当代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力量不足的问题。

张世珍认为,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注。从乡村走出的精英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探寻文化脉络的精神纽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他建议发现和塑造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乡村能人,树立新的社会公序良俗标尺,培育“今贤”。同时,出台鼓励发展乡贤文化的政策措施,完善乡贤回乡的配套政策,寻找和联系离开家乡但心系故土的本土精英,造就“新贤”。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和回乡创业的平台,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合作、共促发展的格局。

陕西省旬阳县金寨镇以道德评议的形式加强乡村德治建设,完成了从“上访不停、纠纷不断”到“全国文明村镇”的转变。2015年起,金寨镇成立以村为单位的“道德典型评议会”,吸纳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等乡贤进入评议委员会。用村规民约立本,以道德评议育人,大力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村民说,道德评议把“‘大道理’变成‘身边事’,封建迷信、聚众赌博少了,诚信知理、遵纪守法多了。”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重拾‘乡贤’概念,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辩证取舍、合理扬弃,将现代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造福桑梓’的强大乡贤力量,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最终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张世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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