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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16日,中共浙南特委在瑞安陶山举行反军阀示威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会上散发反军阀战争宣言等传单,宣布浙南革命委员会成立。图为大会盛况。
1949年4月,青景丽部分战士在下庄村军事演习。
1949年5月8日,《浙瓯日报》刊登国民党二00师师长叶芳率官兵起义、温州城解放的消息。

8月4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首发式在杭州举行。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首批立项课题之一,“党领导下的浙江革命武装斗争史”丛书是该工程第一项面世的研究成果,也是我省庆祝建军90周年的重点主题出版物。

www.5197,浙江社科网。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该丛书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推出,共5册,系统介绍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至浙江解放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辉煌历程。《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记叙了红十三军斗争史;《血战东南半壁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斗争史;《倒海翻江卷巨澜——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回顾了红军挺进师斗争史;《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新四军苏浙军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系统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江抗日武装斗争史;《敢教日月换新天——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系统梳理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江人民武装发展壮大的历程。

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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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独支成立

“这套研究成果是浙江地方现代史、浙江党史、浙江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丛书既体现二期工程的新成果、高起点,也是告慰曾在浙江大地上浴血奋斗的先烈和前辈的一个最好的纪念。”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说。

温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随着全国新民主革命运动的旋律在向前推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温州师生积极响应这场运动,开展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组织社团,出版刊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温州社会有识之士还兴商办厂,以图实业救国。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之一,也是一项系统研究浙江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的里程碑式文化根基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省级财政共投入资金1亿多元,设立研究项目811项,动员10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出版学术专著千余部,成为梳理浙江历史文脉、弘扬浙江精神的重要载体。今年3月,第二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延续第一期“今、古、人、文”的主题框架,突出当代发展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浙学”文化阐述三方面内容,到2021年底,逐步形成有中国气派、浙江特色的当代“浙学”品牌,打造浙江文化研究新高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21年7月诞生。1924年8月,中共中央派温籍共产党员谢文锦到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筹建党团组织。12月,直属党中央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在温州城区成立。这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温独支”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建党建团,实现地方国共合作,唤起民众,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温独支”主要成员遭捕或遇害,各种进步团体被取缔。温州一片腥风血雨,大革命在温州遭到失败。“温独支”虽遭破坏停止活动。但它已在浙南大地播撒了革命火种,为日后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转载自《浙江日报》2017年8月5日第2版 记者李月红实习生王盈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十三军英勇奋战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到温州,找到分散各地坚持斗争的骨干,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恢复与整顿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永嘉、瑞安、平阳县委。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6月,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农民联合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八七会议后,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近百次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起义中的一次。由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盲目攻打县城,暴动失败。但暴动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反映了浙南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1929年,浙南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灾荒,而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农民又纷纷揭竿而起。

浙南地区农民武装斗争波浪迭起,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30年1月,中央派金贯真巡视浙南。3月,中央军委派胡公冕等到浙南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5月,正式列入中央军委序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西楠溪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设在永嘉五■村,下辖3个团,最盛时达6000余人。为了配合红十三军斗争,根据中央决定,6月,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书记王国桢。

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成立后,浙南地区革命形势高涨。红十三军以永嘉、温岭、永康为活动中心,足迹遍及浙江南部20余县。但由于党内“左”倾冒险错误的指导和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至1932年5月,红十三军斗争最终遭到失败。浙南地区党组织也同时遭受严重破坏。红十三军斗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农村封建势力;在浙南广大农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为后来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先行作用。红十三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奋进。

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

在浙南地区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并逐渐向平阳、泰顺边区发展。与此同时,原“温独支”成员叶廷鹏等,在浙南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及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在平阳农村坚持革命斗争,并于1935年春重建平阳县委。就在这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由浙西南转战到闽浙边区,不久,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合,在泰顺白柯湾正式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936年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郑宗毓。

红军挺进师以闽浙边的福鼎、鼎平县为依托,逐步向北发展,并与叶廷鹏领导的革命力量会合。这时叶廷鹏等已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浙南红军游击队,成立了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在平阳北港一带开辟了一块秘密工作地区。红军挺进师与闽东、浙南这三股革命力量汇合后,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大发展的形势。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由初到浙南的3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创建了以鼎瑞平泰为中心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以分青苗为主的土地革命。浙南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达3000余人。根据地内党、政、军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非常活跃,人民群众被普遍发动起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调集10余万兵力,对闽浙赣皖四省边界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施“清剿”。1937年1月,国民党军向浙南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与敌周旋,相机作战。正在艰苦而又紧张的反“清剿”斗争之时,闽浙边临时省委收到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据此,省委立即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地方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速派代表和谈,得到了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的响应。双方经数次谈判,于8月24日达成和平协议。和谈成功标志着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艰难的道路。在入浙之时,红军主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三年中,红军挺进师在同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经历了两次战略转变,即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又经历了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清剿”。在极为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完成了党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打击和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高度评价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其宝贵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省一大在平阳召开

根据浙江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到平阳北港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等待上级行动指示期间,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8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3月18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粟裕率领下从山门出发开赴皖南。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在温州城区、平阳、丽水设立了新四军办事机构。5月7日,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平阳北港玉青岩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时撤销。12日,浙江临时省委机关秘密迁入温州城区。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形势下,浙南地区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其深度与广度都为东南诸省之冠”。

国民党顽固派害怕浙南共产党组织及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8年9月,国民党温州当局下令取缔抗日救亡团体。10月,查封了新四军驻温州九柏园头通讯处。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和住宿该处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先后被捕。以上两起事件,标志着浙南乃至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从此,浙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刘英和省委机关仍隐蔽在温州城区,秘密领导全省党的工作。1939年3月,刘英率省委机关迁至丽水。

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积极反共的严峻形势下,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在浙南基本地区平阳凤卧召开。这次大会是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为迎接党的七大而召开的。此前,浙南特委和各县委分别召开代表大会,逐级总结工作,自下而上选举党代表。省一大总结了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选举产生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和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省党代大会。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

刘英被捕壮烈牺牲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温州当局以平阳北港为重点对浙南基本地区实施武装“清乡”,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浙南特委采取武装自卫、加强宣传、发动群众等措施,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此后,浙南特委严格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开展艰苦的反“清剿”斗争。1941年4月,浙江省委机关从丽水秘密迁回温州。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和国共分裂的严重危机,中央决定统一对闽浙赣基本地区的领导,任命刘英为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1942年2月,刘英在温州被捕,省委机关遭破坏。刘英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被顽固派杀害。刘英的牺牲是浙江党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乘机一举摧毁中共浙江地方组织,加紧对浙南基本地区的“清剿”。中共浙南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有关隐蔽精干的指示精神,经过不断实践和总结,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浙南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措施,从而获得了长达5年隐蔽斗争的巨大成功。1944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给浙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自从刘英同志牺牲后,浙南党在龙跃同志领导下,与数倍于我的国顽作不断英勇的斗争,基本上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及浙南基本地区,保存了浙南党的组织,有大部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浙南同志这种艰苦斗争的努力,不仅奠定着长期独立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与基础,并且已引起华中各地党员的称赞与效法。”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盟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日军为防止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军事据点,派兵侵占温州。中共浙南特委组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永乐总队是一支未打新四军番号的新四军部队,它与浙东、浙西两地新四军部队遥相呼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全省产生很大影响。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浙南全境解放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和民主,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和独裁。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在日军投降后就立即对浙南基本地区实施“清剿”。中共浙南特委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方针,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浙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从隐蔽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扩建革命武装,由小到大发动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形成第二条战线,并在运动中吸收了大量进步的大中学生入伍,壮大了革命队伍,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

1947年6月,浙南特委划归闽浙赣区委领导。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1948年11月,经中共闽浙赣区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浙南形成了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军事体系。同时,浙南特委改称为浙南地委,书记仍为龙跃。为加速浙南游击战争胜利进程,地委和纵队司令部决定在瓯江南北分别发起强大的军事攻势,相继取得泰顺攻城打援和渡海解放玉环等重大胜利,各游击根据地及游击区迅速扩大并基本上连成一片,其范围东至玉环,西到龙泉、庆元,北达临海、仙居和丽水,南及福建的寿宁、柘荣、霞浦和福安边境,包括温州、台州、处州和闽东4地区的22个县。温州城区及各县主要集镇的国民党部队已处于浙南人民武装的包围之中。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为迎接和配合南下大军作战,中共浙南地委和浙南游击纵队作出先解放温州城,然后解放浙南全境的决定。在解放大军南下和浙南游击纵队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国民党温州专员、第二〇〇师师长叶芳率部起义。5月7日,温州城和平解放。接着,浙南游击纵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浙南全境。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到达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6月,纵队和第二十一军、第十二军共同解放了福鼎、柘荣、寿宁三县城。至此,浙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达2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温州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浙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浙南党组织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领导浙南人民及武装力量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广大浙南人民舍生忘死、全力支持的结果。浙南人民长期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经受过无数次“清乡”、“清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敌人烧杀抢掠,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但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解放后,浙南地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6000多位,其中有“一门三英烈”、“一门四英烈”、甚至“一门六英烈”。这正反映了浙南地区革命斗争甚为残酷,也反映了浙南人民宁死不屈的英勇精神。浙南人民之所以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甘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是因为他们懂得: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本版图片选自《温州革命史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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