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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编撰、史料拓展与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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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7-18日,由东北师大大学文学院联合《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东北师大学报》举办的“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经典化”专题论坛在东北师大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二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年谱学理论”“年谱学编撰实践”和“年谱与新文学经典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论文网 一、何为年谱与年谱编撰的基本原则
因受西方学术理论和浮躁学风的影响,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年谱、年表等基础性的史料工作,缺少足够的重视,但近年来有一批老中青学人,重提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在理念倡导和实践操作上,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方兴未艾的年谱编撰热就是其中的一项成果。尽管如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年谱的编撰,也只能算是“起步”阶段,相关的理论探讨也刚刚开始。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对何为年谱学、年谱学编撰的基本原则、年谱学涵盖的范围、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谱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指出,所谓年谱是把一个作家的生平事件以编年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还要有“注”。虽然每一个年谱编撰都有编撰者的个体风格,但应该有一些年谱编撰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第一,对于原始材料要尽可能征引,尤其是同一事件不同记载,都应该呈现出来,编撰者不要轻易下结论;第二,就是一个作品的出处、转载等情况都要给出详细的说明。第三,年谱不是简单的流水账,不是简单记录一个作家某年某月发表什么作品,某年某月给谁写了一封信。年谱主要是了解线索,年谱要有检索功能。年谱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工具书,用来研究这个作家的工具书。
青岛大学徐鹏绪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年谱编撰工作应该注意年谱编撰理论研究,对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进行研究,如表谱作为一种史学体裁,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价值,它的编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或者一种什么样的体例,这些大的方面要搞搞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震研究员,提出了“叙事”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性。叙述一个作家的年谱从头到尾应该有一个逻辑上的主语,或者是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其他的内容。蔡进先生认为在年谱编撰过程中应该以谱主为逻辑主语,因此谱文的主要的部分要尽量使用史料本身,尽量简洁,然后很多不能用这样的逻辑主语去叙述的东西放在本事之外,另起一段,字体上要有区别,再去写。
淮阴师范学院张强教授认为,年谱编撰应该采取中国传统的年谱的编着方式,不把这个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内容做过多的交代,因为孟子有一个说法就是“知事论人”。你要知道这个“论人”,把这个人的生平事迹说出来,“知事”呢,就是你自己去了解。我们把这个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和哪几个人去喝酒,或者在一起雅集,写了什么诗做了什么文,说了什么话,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首都师范大学孟庆澍教授认为,年谱编纂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果能解决理论问题是好的,因为这样才有可操作性和重复性。他提出在年谱编撰中要不要体现主体性,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克服主体性的负面影响。此外,我们能不能从一种具体的编撰经验升为一种理论层面的思考呢?年谱的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建立一种现代文学年谱学的可能性呢?比如说什么该入年谱什么不该入年谱,通俗地说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这个问题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可操作性的一个标准。
《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从自己编辑刊物的角度和经验谈了个人对年谱编撰的基本原则的理解。她认为,首先,年谱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真实靠谱的东西。做年谱一定要靠谱,这个首先得有关键的日期啊,这个东西都不要搞错。当然这个客观靠谱也真是不容易的,包括我们近一直在连载台湾史料大家秦贤次先生的文章,他一直根据那个船期,来考证好多新文学作家出国、回国时间,发现好多流行的说法都是错的。其次,什么人可以做年谱,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是跨行业的、跨时代的、跨政治、跨经济的,比方说郭沫若,或者是像梁启超这样的大人物,长编也好,短编也好,实际上是要充分体现出各个领域的内容,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家,比方说胡风,他的政治遭遇肯定是他大的特点,那这些事情就必须要交代清楚,像周作人,他附逆的那一段时间的经历要交代清楚。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他们在年谱里是怎么一个表现方法,是需要我们进行探讨的。做年谱的学者应该是有一定的考据和考证的。对史料真伪需要判断。
河南大学武新军教授就年谱的基本内涵与年谱应该涉及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年谱是一种高水平的研究着作,是研究者在长时间爬梳消化史料的基础之上形成浓缩的精华,应该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编排,较为完整地复原作家的生平、创作经历,清晰地呈现出作家的思念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我觉得作家的年谱并不仅仅是对谱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窗口,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社会活动文学活动等,清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可能复原当年文坛的复杂的网状结构,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池州学院谢家顺教授结合自己编撰《张恨水年谱》的经历,也谈了自己对年谱编撰原则的一些看法,因为年谱编撰要因作家“量体裁衣”。他指出,在编撰《张恨水年谱》时参阅了大量的古代的、现当代作家的年谱,那么对于张恨水这样的通俗作家,年谱的时候也要“通俗”,体例上也要让大家看得一目了然。所以我这个体例和一般现当代作家年谱体例不一样,大家看了以后,要具引暗还考,他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我把他列出了,然后进行史料的一种考析。这样专业人士能看,一般的读者也能看,图文并茂达到这个目的。
浙江工业大学张欣教授以编撰吴伯箫年谱为例指出,我们给文学人物做年谱,涉及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谱,做多大的篇幅的年谱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大家的年谱是非做不可,而且可能有必要做长编或者类似于系列的,像鲁迅还有好几本年谱。像类似于吴伯箫单纯是一个散文作家,没有留下更多的或者说我们也没办法保证他100年以后还会不会让人记起,像这样的作家要不要做年谱,或者做多大篇幅的年谱,我现在觉得还是有必要做的,但是也不适于做很大的年谱。
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教授认为,年谱长编实际上应该是主要材料的罗列或者说是汇编,这才是长编比较真实的意义。现在把它当成了年谱的一种,很多人都这样做了,都搞长编就变成年谱新的概念了。这个问题是需要辨析和探讨的。
东北师范大学徐强副教授结合文艺学专业背景和编撰《汪曾祺年谱》的经历,主张把叙事学和年谱联系在一起,他把年谱看作一种叙事的形态,强调年谱的叙述特征。他还主张一般性的年谱理论还需要从古典年谱的撰述当中去加以总结、抽象和升华,在这5千多部年谱当中,如果说年谱作者有一定理论思考,多数是存在在年谱的序言当中。他有一个研究计划是把这些已有的年谱的序言凡是谈论到年谱撰述一般理论的,把它编成一本书,就叫《历代年谱叙录》。这个叙录编成之后无数的点滴思考,理论的思考可能就能汇集起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抽象、升华、总结出来今天的一个专门的年谱学理论。东北师范大学宋学清博士以《汪曾祺年谱》为个案,就年谱的体例、谱主的选择以及如何获取谱主的资料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些治学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很大的启发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邵励副教授结合西方的传记、年谱学理论,提出了年谱的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年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要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史料。历史就是史料学,一切都立足于史料,从史料中来探究过去的作品和作家之真。但是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个问题,其实历史不光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所有的历史包括年谱作品的编纂都只能是史料和历史学家的对话,是史料和他所选择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与交谈。
东北师范大学曹书杰教授从古典文学学的角度,谈了他对文献研究与学术经典化的关系。他指出,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任何学术领域的经典化过程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和漫长的积累的过程,其大致包括这样几项基本的研究工作。一是目录学的工作,那么它主要是包括分类和编年;第二是别集、总集、选集的编纂;第三就是作家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第四个就是相关学术年表的编纂。同时,他也强调要加强传统学术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二、年谱的编撰实践与编撰经验
在具体的年谱编撰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或难以处理的问题。有年谱编撰经验的各位学者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陈子善教授以他多年的史料搜集和年表编撰经历,以一些个案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指出年谱编撰中会存在所谓的“不平衡性”,比如某一年份的材料多,某一年份的材料少。材料少的年谱就很难做,或者是短期内做不了,有的时候,一部年谱需要长时间不断的增补,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不同的作家也因各种原因,也存在材料“不均衡”的问题。有些作家的年谱需要做“加法”,有些作家的年谱就需要做“减法”。比如郭沫若年谱,可需要做减法。有些东西不是全部都要放进去的。
南开大学李锡龙教授以沈从文年谱的编撰为例,指出现代文学作家年谱编写中要注重作品版本问题。现代作家的版本问题,我们重视还不够。研究沈从文给我带来的大困扰就是,他的好多作品每个基本都有四五个版本以上。有初刊本、重刊本、出版本、再订本、修订本。沈从文有一个习惯,一个出版社出了他的集子,他把这个集子拿来,在上面修修改改,在出版的时候,修改本又给了对方了。我发现《沈从文全集》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参照,它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因此,在年谱编撰的过程中要重视报纸文献和档案文献的积累。
广西教育学院吴世勇副教授以自己对沈从文的史料研究为例指出,现在很多人都依赖数据库做研究,材料一检索就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面对这些零星的材料你不可能对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事情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另外,在年谱编撰过程中,我会把与之有关的一些信息摘出来摆在年谱当中。其实我们好是能把信息提出来,然后让使用者能够根据这些提示自己再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年谱的一个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钱文亮教授结合自己编撰胡风年谱长编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年谱长篇编撰的体会。钱文亮指出,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怎么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定的规则和一个衡量的标准,实际上具体的操作,每个人多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做年谱的大感受,借用胡风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和胡风的肉搏,达到一种自我扩张。不断修正我对胡风的看法,胡风也爱不断修正我对一些文学史和原来的文学定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做年谱大的好处,它会慢慢地从一些细节,从很多历史的缝隙间慢慢地撬开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不完全是颠覆,至少是更新了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和历史现场的认识。在做年谱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到历史中的人物他们的真正的一个历史价值,也改变了他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简单的形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做年谱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我解构,同时也是一种重构,我们这种重构的眼光,也在重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使我们对原来的一些定见甚至共识产生怀疑,从这中间产生新的生长点,在不疑处有疑,不知不觉对文学研究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结合自己编写《穆旦年谱》的经验,谈了如何在年谱编撰过程中使用史料的问题。他强调了档案的效应。穆旦在生前没有一个所谓自述的语境。因为他1977年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就没有来到新时期,没有一个回忆,或者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我们看穆旦同时代的作家或稍微早一点的作家都有很多的回忆材料,可以给我们许多线索,但是穆旦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没有南开大学的一批档案,穆旦研究中的一些死结,实际上是打不开的。我们只能依靠少量的回忆性的文字,其中家属的回忆性文字肯定是很粗略的,不可能知道穆旦各个时期的情况。
武新军结合自己编撰年谱丛书的体会,重点谈了在年谱编撰中的史料搜集问题。他认为尽可能拓展史料采集的范围,除了遍及作家的着述之外,把作家的亲友、同学、编辑、研究者,作家生活的地方史、文学年鉴,包括地方发展年鉴等都纳入史料采集范围中。他还强调要高度关注刊文的原始报刊和初版本,在原始报刊和初版本有更多闪光的细节,能够发现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编当代年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现在都依赖电子检索,检索工具非常发达,事半功倍,但是我发现一些当代作家的年表、年谱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1992年后的材料非常丰富,1992年前的材料非常薄弱,很多名刊、大刊包括地方刊物,1992年前的很多没有收录到知网包括超星,没有收录到这些检索工具,所以过分依赖电子检索工具就会产生这些偏差。我们尽量做到详尽细致和选精择粹的统一问题,详尽细致就是要在排定年月细致之上下功夫,特别是对于作家成长经历和文学思想观念转折的重要关头,精心排查,想尽办法进行细致的逐年逐月逐日的排查,尽量做到转折的重要关头不留空白。
山东财经大学赵连昌副教授结合自己的史料研究指出,我们需要对年谱编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就此确定年谱编撰的基本规范。吉林大学蒋蕾教授结合自己研究伪满时期文学的经历,讨论了年表或年谱与口述史访谈之间的互动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吴景明教授结合自己做蒋锡金的史料研究的经验,指出年谱史料的挖掘和再认识,与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我们早期的年谱都是一些一线作家,后来文学史更新之后就更多的关注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直到通俗文学。每一次文学史观的更迭,都是和史料年谱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三、年谱周边的史料问题
南开大学张铁荣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编撰《周作人年谱》的经验,特别谈到了搜集整理作家佚文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仅在《亦报》上就发表了1022篇随笔。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周作人对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的看法,是我们了解周作人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萧红纪念馆章海宁结合自己掌握的诸多有关萧红的史料,指出已有萧红年谱或萧红传记中存在的史料问题。就萧红的祖籍问题、萧红的“养父说”问题、萧红的左翼身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考证与见解。谢家顺结合自己编撰张恨水年谱的经验,指出了在张恨水的回忆文章被子女删减的、张恨水的笔名、张恨水的伪作等问题存在的谬误。李建新结合自己校订《汪曾祺集》的体会,指出在文集出版、校订中容易出现的三种错误:第一可能是因为手稿变字的时候,编辑的时候出了问题,后来的文本包括成书一直延续着这个错误,这个要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还有一种是编辑的修改,编辑觉得有问题,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改,结果改出来一直在各种版本当中流传,这种问题也非常多。第三种可能有作者自己的笔误,这种要改起来可能也是难度更大,需要查更多的资料,有特别严格的实证才能做出来。沈阳师范大学詹丽副教授结合自己编辑伪满文学资料的体会,讨论了伪满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经典化问题。杭州师范大学张惠苑副教授以自己编撰张爱玲年谱为例,讨论了张爱玲的童年经历对其后来人生轨迹和创作情况的影响。苏州职业大学石娟副教授以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为个案,分析了作家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家年谱编撰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诸如文学市场、期刊出版以及如何在浩瀚的文献中如何打捞与谱主有关的材料。河北师范大学宫立博士结合自己搜集、整理《李健吾文集》补遗的工作,阐释了佚文搜集、钩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东北师范大学韩晓芹副教授以研究《解放日报》的经验,指出从期刊史料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年谱的撰写线索。因为前面老师说有人想做吴伯箫的年谱,还有做孙犁的年谱,那么这些作家,他们都在日报当中发表了很多的论文、散文,像吴伯箫大概有20多篇发表在日报上面,包括孙犁都有。所以编撰这些作家的年谱,《解放日报》他们是回避不了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作家占据半壁江山。但是,除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艾青、丰子恺等少数著名作家拥有一部或多部年谱外,大多数浙江现代文学名家都没有一部完整的年谱,只有一些创作年表之类,散落在各种期刊或文集之中。如何系统完整地呈现浙江现代文学名家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的真实情况,并确保其史料上的权威性和经典性?

年谱编撰、史料拓展与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10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齐聚杭州,针对正在编撰中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进行了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畅所欲言,不仅道出了自己在作家年谱编撰过程中的各种艰辛,还针对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障碍,彼此帮助,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

《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是“浙江省文化工程”第二期的重要项目,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担任总负责人。该年谱书系总规划将确定30到40位浙江籍现代文学名家,每位文学名家选定一位或多位研究专家承担年谱编撰任务。目前,第一辑10位文学名家的年谱已进行全面编撰之中,预计2019年底进入出版程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邵清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领衔的浙江作家曾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神话,不仅阵容壮观、名家辈出,而且长期以来引领中国现代文学潮流,占据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如此盛况,其他地域无出其右,这已为世人所公认。著名文学史家严家炎认为:“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星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星光,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值得认真开掘与研究。

浙江新文学作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艺术经验,不但是浙江省的一份宝贵精神文化财富,也在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与价值。为了系统展示浙江现代文学名家的整体状况,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了“浙江省文化工程”第二期,并将《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列入该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工程首选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钱玄同、徐志摩、冯雪峰、许钦文、夏丏尊等10位浙江现代文学名家作为第一辑年谱的编撰对象,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年谱编撰任务。其中,每位作家年谱单独成册,总计30至40部,每部30万至40万字,总字数约350万字左右。

为了确保这套年谱书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他们在谱主的确定过程中,强调入选作家应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每部年谱科学、客观呈现该作家的生平事项,为全面展示作家的业绩、成就提供准确、完备的史料。同时,年谱编撰的专家队伍,面向全国选定,注重选择对该作家研究具有一定权威性或在学界产生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保证出版的年谱撰著有充分的社会认同度与权威性。

在该套年谱的编撰队伍中,有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研究员,有长期研究谱主著作和生平的李标晶、钱英才、朱晓江、余连祥等教授,还有掌握谱主丰富史料并参与谱主全集编撰的名家后代郁峻峰、冯烈等。其中,有些年谱还成立了新老专家相互协作的小型专家团队。

该项目总负责人洪治纲教授表示,这些编撰专家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并经过同行论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套书系的质量,让每位专家能够对每部年谱细心打磨、精心结撰,尤重史料考证,史料罗列、梳理符合规范,有理有据,使之成为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具有一定经典性的作家年谱书系。

在本次年谱编撰工作推进会上,专家们认真交流了编撰体会和心得,积极协商并着手解决有些年谱在编撰过程中碰到的障碍,进一步规范了编撰体例,明确了写作进度及完稿质量要求。专家们纷纷表示,有信心有能力高质量地完成这套书系的第一辑,力争在2019年底形成定稿并进入出版程序,为后面的第二辑和第三辑年谱书系提供某种示范性的价值。

根据推进会上的商议,《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还将着手启动第二辑,继续遴选10到15位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并确定年谱编撰专家,使整套书系在出版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整套《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预计可以在2022年之前全部完成。

据该工程总负责人洪治纲教授介绍,整套年谱书系涵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浙江新文学作家,反映浙江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每部年谱则按一般年谱编写要求,系统叙述作家的生平事迹、文学业绩,凸显每个作家的个体特色、独创性成就,以此展示浙江新文学名家为开创、发展中国新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卓越建树。年谱的撰著以呈现史料为重,客观反映作家在新文学时期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实践,对有争议史料的采择需经科学的分析与严密的考证,做到存真、求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全书的基本框架是,在史实的完整、充分、扎实的呈现中,完成对作家整体面貌的全面反映。这项文化工程的实施,对于建设浙江文化强省,夯实文化基础,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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