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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2019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在郑州举办

3月5日,省社科联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召开浙江史前文明研究座谈会。邵清副主席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杭州博物馆等的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浙江史前文明研究的选题、框架布局,拟解决的问题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良渚古城遗址证明了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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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近几年的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浙江史前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二三十年前众多学者对浙江史前文明有不少研究,但是近年来有必要以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站在新的高度,对浙江史前文明进行重新梳理研究,特别是要阐述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早期浙江地区的地位与作用。专家们指出,当前开展这项研究恰逢其时,可以充分展现以良渚文化为主体的浙江史前文明的高度发展,从理论上概括浙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意义。他们指出,这一主题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将浙江史前文明作为一个案例,研究透彻中华文明的形成;二是成果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特别是注意成果的溢出效应,实现史前文明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专家认为,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史前文明的发展规律。有专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对良渚文化的重视程度与考古发现所显示的应有地位是不相称的,可以加大研究力度,彰显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明的意义。

良渚文明位于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一带,距今约5200—4500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良渚古城及城墙外围的良渚水坝水利工程。良渚文化自20世纪30年代由施昕更先生率先在浙江余杭良渚发现并公诸于世,到今日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后延续80多年时间。一代代考古学人孜孜以求、上下探索,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于揭示良渚文化遗产的面貌、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突出普遍价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推进对五帝时代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9月19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2019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在郑州举办。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东、辽宁、台湾、河南等约50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120余位专家齐聚郑州,共襄盛会。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朱乃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李伯谦及会领导王文超、李柏拴、刘其文、丁世显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河南省郑州市人大选工委主任阎铁成主持。

邵清副主席在总结中指出,我们开展这项研究,不仅要把浙江史前文明的面貌反映出来,还要努力反映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和阐释,在中华文明的大框架下,在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体现浙江早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深化对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的认识。本次讨论使一些问题、方向越来越清晰,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研究框架,并继续讨论,最终形成研究方案。

80年艰辛探索 良渚文化横空出世

阎铁成先生主持开幕式

中国史前文明如满天星斗,星月同辉,各区域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了古老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依据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良渚文化属于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中的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参与杭州古荡遗址发掘时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器物与杭县良渚镇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发掘结束后即回良渚搜集器物,并进行比对研究。后经过多次调查,施昕更又发现同类型遗址12处,并对棋盘坟等6个地点进行了试掘,获得许多黑陶和石器。《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等成果先后刊发,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会议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事业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逐步建立,学界逐渐认识到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应该加以区别,以利于开展更加科学深入的研究。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此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等考古机构先后发现草鞋山遗址、反山遗址、瑶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良渚文化遗址。1992—1993年,莫角山中心遗址的发掘,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确立提供了关键证据。良渚文化内的遗址数量不断增多,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高等级的王级墓葬、大量形制特殊的精美玉器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使得“良渚遗址群”的概念逐步为学界认同。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良渚古城城墙,古城长1800米,宽1500米,是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2007年以后,考古人员以古城考古为核心,工作重点放在厘清古城内外功能布局与发展过程,并在古城外围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良渚水坝。通过考古人员的艰辛努力,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良渚文化的整体面貌日益清晰。

接下来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发表致辞,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郑州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存,郑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价值重要、地位显著,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不断刷新人们对华夏文明的认知。

多视角审视 良渚文化博大精深

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发表致辞

良渚文明是东方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传承和培育了众多的东方文化基因。从世界范围内审视,良渚文化是可以和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相媲美的文明形态。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良渚文化,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得良渚文化的内涵逐步丰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发表致辞,他说:“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主要是讨论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中国传统古史中的“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中传统内容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古史,探索中国的上古史,是不能够回避“五帝时代”。探索“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研究的特色之一。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也不能够回避“五帝时代”。探索五帝时代应与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考古发现显示,黄帝时代的年代可能在距今四五千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考古发现还显示,我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确实存在着“以玉为兵”的社会现象,中华玉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社会特征。对这个社会特征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与特点,是需要加重研究的。他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玉器的民族,新石器时代是我国玉器发展的关键时期,众多最初接触良渚文化的人,多被其精美的玉器所吸引。礼仪性的玉琮、玉钺、玉璧、玉锥、玉柱等,一般玉雕件如鸟、龟、蝉等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顾冬红、董俊卿等指出,玉器代表着良渚文化时期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尤其是玉礼器,成为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玉器随葬数量、种类和质量的显着差异,结合其对应的墓葬规模和位置,充分说明了良渚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明显、贫富分化严重和私有制的产生,凌驾于权利之上的特权阶级已经出现,折射出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已进入关键时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玉器造就了良渚文化的辉煌,也维系了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的认同性或一致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发表致辞

良渚古城的发现,让世人感到震惊。良渚遗址核心区的上封闭的土石圈形遗址在用料、结构、施工方法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考古人员由此判断其为良渚古城的城墙。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发现,城墙有门,城内有“工”字形水利系统,与城外水系相连接。城内分布有宫殿区、建筑基址和王、贵族墓地,城外有居住基址。良渚古城体量巨大,有人估计,古城内部常住生活人口不低于2万人,这些人不参加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从事社会管理。良渚古城外的大型水坝等水利设施的修建也需要役使大量的人口参与,这需要农业生产的发达,生产力必须要达到有相当的人群可以直接脱离农业生产的高度,才可以完成如此规模庞大的建设工程。

www.5197,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他强调历史要与考古相互结合,相互碰撞,促进新的成果和发现,另外还要关注最新考古发现、也要关注大历史框架下的历史研究。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表明,良渚文化的发达离不开当地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换言之,稻作农业高度发达是良渚文明走向辉煌的经济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基于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和稻作农耕遗迹调查和发掘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和稻作农耕进行了综合研究,勾勒出良渚稻作农业文化体系的生业形态特点:稻米生产发达,
瓜、果、蔬菜等种植业结构完备,采集食物作为补充。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复杂进程化,增强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良渚文化不仅是稻作农业社会建立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始的象征。总之,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系统,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明确的城乡差别,高效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都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阶段。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致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指出,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设计的良渚古城,在建设过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会;整个良渚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各“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表致辞,介绍了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历史发展、研究成果及研究课题。另外他谈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未来研究方向问题应注意要将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还要立足现实,结合实情,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在大视野、大区域背景下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进研究。最后他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成功申遗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昭示世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表致辞

泱泱中华史,上下五千年,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心,成为我国民众重要的文化认同。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商代以前的历史并不可信,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无从谈起。要想打破西方社会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认定的偏见,只有通过现代考古学的科学手段,将深埋于地下的历史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可以回应西方学界的质疑。在科学考古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应的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宣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本次会议将围绕五帝时代的考古新发现、五帝时代的年代与文化特征、五帝时代的史迹探索、五帝时代的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五帝时代与中华传统文化、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会议采用主题报告的形式进行学术成果汇报和讨论。共有七场学术报告会,35位专家代表从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建筑艺术、玉器手工业等角度对五帝时代的时代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和阐释,并展开广泛的交流互动。

在良渚文化遗址申遗的过程中,我国根据最新考古成果,将良渚文化遗址划定了14.3
平方千米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统和瑶山在内的申遗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撰文透露,基于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玉器这四个基本价值要素,认为良渚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是非常特别的,从它外围的水利系统到城中心的宫殿区,再到外围的城墙,以及城市早期的发展布局到晚期发展布局的变化,都显示出高度的复杂性。良渚遗址的发现对世界上长久以来业已形成的关于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社会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会议现场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文明五千年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这极大增强了中华儿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信。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谈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不仅为祖国华诞献上贺礼,而且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所有中国人庆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高大伦指出,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哪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我们一个个5000—4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实际上良渚文明只是当时5000多年区域文明的一个代表,只不过它确实到了4800——4600年左右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程度。而且在那个时期,长江中游、辽河流域、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都有区域性的文明,所以这是一个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时代。

大会合影

此次会议的召开,将加深对中国古史上五帝时代的认识,推进中华文明形成问题的研究。21日,专家代表将参观新郑黄帝故里和新郑王陵博物馆。

图/文:韩 翰

审 稿:朱乃诚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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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2019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在郑州举办
发布时间:2019-09-20

为推进对五帝时代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9月19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2019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在郑州举办。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东、辽宁、台湾、河南等约50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120余位专家齐聚郑州,共襄盛会。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朱乃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李伯谦及会领导王文超、李柏拴、刘其文、丁世显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河南省郑州市人大选工委主任阎铁成主持。

阎铁成先生主持开幕式

会议现场

接下来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发表致辞,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郑州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存,郑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价值重要、地位显著,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不断刷新人们对华夏文明的认知。

郑州市政府副市长吴福民发表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发表致辞,他说:“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主要是讨论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中国传统古史中的“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中传统内容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古史,探索中国的上古史,是不能够回避“五帝时代”。探索“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研究的特色之一。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也不能够回避“五帝时代”。探索五帝时代应与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考古发现显示,黄帝时代的年代可能在距今四五千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考古发现还显示,我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确实存在着“以玉为兵”的社会现象,中华玉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社会特征。对这个社会特征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与特点,是需要加重研究的。他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发表致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他强调历史要与考古相互结合,相互碰撞,促进新的成果和发现,另外还要关注最新考古发现、也要关注大历史框架下的历史研究。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致辞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表致辞,介绍了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历史发展、研究成果及研究课题。另外他谈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未来研究方向问题应注意要将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还要立足现实,结合实情,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在大视野、大区域背景下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进研究。最后他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发表致辞

本次会议将围绕五帝时代的考古新发现、五帝时代的年代与文化特征、五帝时代的史迹探索、五帝时代的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五帝时代与中华传统文化、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会议采用主题报告的形式进行学术成果汇报和讨论。共有七场学术报告会,35位专家代表从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建筑艺术、玉器手工业等角度对五帝时代的时代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和阐释,并展开广泛的交流互动。

会议现场

大会合影

此次会议的召开,将加深对中国古史上五帝时代的认识,推进中华文明形成问题的研究。21日,专家代表将参观新郑黄帝故里和新郑王陵博物馆。

图/文:韩 翰

审 稿:朱乃诚

责编:荼荼

作者:韩翰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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